专访许成钢:人工智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?

专访许成钢:人工智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?

近日,长江商学院人工智能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、经济学教授许成钢,在伦敦做了题为“中国人工智能发展”的主题演讲。

演讲中,许成钢介绍了今年由长江商学院联合其他研究机构发布的《中国人工智能指数》报告(下称报告)。报告通过收集比较学术、产业、开源软件、媒体认知和应用等方面的数据,分析阐述了中美两国之间AI发展的异同。

这份报告特别指出,近年来,虽然中国的人工智能学术研究进步十分迅速,然而在核心的基础研究领域,比如引用率高、影响力强的学术论文等方面,中国和美国仍有显著的差距。

当AI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竞争意味日渐浓厚,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加剧紧张的背景下,报告关于中美AI发展的多维度比较,吸引了国内外的诸多关注。

与此同时,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浪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,AI产业的一举一动,也在不断引发更广泛的观点交锋。

人们究竟该如何面对AI--这一注定将深刻影响科学、经济、政治、伦理、乃至人们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的技术?有关于此的争论,已经延伸到伦理与实践、市场与制度、技术变革与良善社会等诸多维度。

对于由此而来的问题,FT中文网在伦敦采访了许成钢。

访谈实录:

FT中文网:在《中国人工智能指数》报告中,特别指出了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层面,中国与美国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。

许成钢:对,中美之间还是有显著的差距,这一点连中央政府也承认,国务院的文件上也提到了。

FT中文网:在您看来,有哪些因素限制了中国研究人员能力的发挥和表现?

许成钢:这就已经超出了人工智能的问题。中国在高等教育、在科学研究层面,一直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,这个整体状况有变化,但仍然没有基本改变。虽然在一些领域里差距已经有所缩小,但整体上仍然显著地落后于发达国家,这是基本事实。

FT中文网:这种落后局面的原因更像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?

许成钢:整体上看,过去中国是在所有科研领域都落后,但是现在,在有些领域,这种差距已经缩小了。

如果具体到人工智能,就要拿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作为例子,这两个是中国远为最强的科研机构。而且实际上人工智能从来也不是简单的一个领域,而是很多领域,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研究,也是分散在很多机构里的。

最近十来年里,依靠海外归来的最杰出的学者,中国在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的确非常快速的追上去了。

FT中文网:对人工智能而言,在基础研究层面的差距,如果反映在产业发展上会有什么体现?

许成钢:AI是一个全新的领域,这个全新领域的发展,是靠人想出来的。只有最有想象力的人,才能想出来要做什么。至今在中国的AI研究领域里,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还是很罕见的。在AI的应用层面,大方向上也是跟随的。比如说自动汽车,基本上都是依靠外来的想法,只是设法在技术细节上解决问题。

AI目前还处在婴儿期,下面会有非常大的变化,这个变化就取决于有没有超乎寻常的想法,这非常依赖于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水平。没有第一流的研究者,就没有超乎寻常的新想法,基本上要跟随别人找到的大方向,看别人做了什么,就跟着做什么。

FT中文网:研究层面的差距,可以通过在应用层面上的优势得到弥补吗?

许成钢: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现在有一种误导的意见,当然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,但那种看法在我看来,如果作为政策就是误导的。这种看法就是说:人工智能的理论和算法已经很成熟了,接下来就是应用的问题,谁能解决应用问题,谁就领先。而应用依赖的是数据,所以谁拥有数据谁就领先。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,中国有最多的数据,可以有最大规模的应用,所以中国就一定会领先。

这种说法之所以是误导,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域,而仍然是一个新生的领域。基于人工智能正在进行的大量的基础研究,即便把眼光限制在机器学习这个部分,也仍然处于早期阶段。机器学习领域目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,就是要减少对于已经收集的数据的依赖性,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的对弈,自行产生数据,自我训练。在这些方面,已经有了重要突破。

而且所谓数据,是个广义概念,并不局限于已经收集存储的数据,可以是物联网实时产生的数据。物联网就是由物、由传感器不断生产数据,谁把物联网做起来,谁的物联网就开始不断生产数据。而中国在传感器方面,比发达国家,仍然存在显然的技术差距。

当然收集数据会在一定范围里带来很多好处,但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绝对不限于此。

FT中文网:从全球范围看,国家间 AI 发展的竞争意味越来越浓。华为事件之后,人们也在重新看待人工智能产业的战略前景。中美贸易冲突这个大环境,对两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?

许成钢: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贸易,甚至贸易不是最主要的部分。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制度的不同。在这个背景下,就产生了最基本的信任问题,大大超出了经济上大一点小一点、穷一点富一点的问题。所以当人们认为AI关系到基本的国家安全,这就不再是简单的某一公司、某一种技术的强或弱的问题。

FT中文网:是否可以理解为,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?

许成钢:实际上,中国在AI方面的发展,严格的说是离不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。AI这个技术从来不是一个能独立存在的技术,它是一种和其他大量的技术高度互补的技术,从基本上依赖其他的技术。

比如最基本之一是计算能力,计算能力依赖的基础是芯片。目前中国在芯片技术上而言,从基础上仍然依赖许多美国的技术。中国仍然不具备独立地设计和生产最前沿的芯片的能力。

所以严格的讲,两国如果还能合作,就还有竞争。如果彻底中断所有合作,很快就并不再存在技术的竞争了。

FT中文网:人工智能是一种跨学科性很强的专业。您也多次提到,人工智能和经济学有很多的交集。能说说您是如何联结经济学与人工智能的吗?

许成钢:人工智能这个名词的产生,最初的三个创立者之一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•西蒙。所以自诞生之日起,经济学和人工智能就是在一起的。

到了今天,仍然有大量的经济学家,在努力应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做经济学研究。我的看法是,人工智能不仅仅改变了商业,而且改变了做研究工作的办法。不光是经济学,也包括物理学、数学等的研究方法。

而且因为人工智能还在早期,它对社会的影响还在形成之中,这对经济学形成了重大的挑战。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时,我们也需要依靠人工智能的技术。

FT中文网:比如像今天在无人驾驶领域常被讨论的“电车悖论”,经济学思维对解决类似的问题能有什么帮助么?

许成钢:这个例子,更重要的层面是道德问题。原本之所以没有这么多辩论,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道德,在车祸中,人们不得已要牺牲谁的时候,每个人会依赖自己的道德做决定。所以在全社会,看到的是一个多样化的选择结果:有的人更保护乘客,有的人更保护路人,有的人先保护老人、有的先保护小孩、妇女等等。

为什么到了人工智能就变成了重大讨论?因为原本这个问题是分散的,落到每个人的头上是随机的。而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生产,一旦变成人为设计的,成批地把道德观念统一地固定在了一个地方,就变成了“系统性地牺牲谁”的问题。而系统性保护谁、牺牲谁的决定,是否能被广泛接受?这就产生了的巨大的、引发辩论的道德和社会问题。

汽车只是一个例子,汽车真正出事故的几率是很小的,所以在辩论时这是个大事,但说到未来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,要远远超过汽车的问题。这件个例子是在告诉我们,人工智能要改变社会,人类将要面对重大挑战。

FT中文网:您曾撰写过一篇长文《人工智能、工业革命与制度》,文中特别指出了制度因素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,提到离开市场的计划必然失败。怎么理解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?

许成钢:市场也是制度。当我们讲市场的时候,市场本身也要依靠其他制度的影响。市场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制度是法治,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,就没能够操作的市场。市场之所以能运作,就必须能保护产权、能执行合同。而法治最核心的成分之一是司法独立,这不超出意识形态的问题,是法治的基本机制的问题。任何一个能够良性稳定运作的市场制度,都依赖独立的司法,帮助保护产权,否则市场的运作就受到困扰,里面到处都是毛病,不仅低效率,而且不稳定。

影响技术发展的,还有市场之外的制度。包括科学研究、高等教育、金融制度等等,但所有这些制度的正常运作,都依赖司法独立。司法独立不是充分条件,但是必要条件。但没有司法独立,所有这些制度都会遇到基本障碍。

FT中文网:也有观点认为,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方面有绝对的优势,比如统一集中的整体规划等等。

许成钢:人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计划?计划的是什么?怎么计划?

当我们讨论建设高速公路、造桥、铺设电缆、模仿别人已经成就的工程的时候,面对这种目标简单,不确定性很低的对象,当然是可以规划的。而且利用规划的方式调动资源,效率经常会更高。

但当我们讲到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变化和重大创新的时候,如何计划、怎么计划,就成为了不可能的目标。因为计划者完全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、如何去面对?不仅计划者,实际上,任何人,甚至有时包括发明人自己在发明的早期,都并不知道革命性的技术是什么。目标都不清楚,如何支配资源就更不清楚。

而且,革命性的技术是靠人创造的,但谁知道哪些人能创新?连从事技术的大公司通常都做不了,更不用说政府的计划者了。在这个背景下,试图用计划来推动创新,就注定了,实际上是跟着别人走,跟着可以看到的,已经成熟的东西走。

历史上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,都不是经过规划得来的。如果真的关心技术革命,那么最需要担心的,是要把技术革命需要的基本条件搞好。这包括司法独立、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安全和自由、保护大学的安全和自由、保护研究者的自由,让他们能发挥发展。这些是可以规划的。是政府必须做,可以做的。要做,就做这个。

在政府开支方面,要有意识地在基础研究上多做投资。因为应用方面市场能够解决,市场解决不了的是基础方面。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市场,政府要解决的是基础研究。但是基础研究的资源必须由学者集体,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配置。

FT中文网:现在也有一些争论,比如完全靠市场和科技,能不能实现人类的福祉?市场过于强调利润和效率的逻辑,已经造成了不平等、贫富差距和身份认同等困境。

许成钢:什么是市场?如果是市场经济,那么市场包括了全社会的所有人,是所有的制造者和所有的消费者。所以所谓的市场,不是和人对立的,而是人们自己。一个正常运作的市场制度的基本特点,就是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是平等的。市场能够操作,是靠司法的独立,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。市场从来离不开政府,世界上任何能够操作的市场,都是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。

但是,社会上永远存在平等和效率之间的权衡。市场是远为更追求效率的,如果人们担心市场之下,产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问题,那么的确需要有另外的力量来帮助。但是这个另外的力量一定不能把市场打乱,这是前提,如果打乱了市场,不但不能解决平等的问题,反而还会把效率也搞掉了。

在解决效率的同时解决不平等的问题,世界上有例子,最好的例子是北欧国家。他们都是在高度司法独立的条件下,保证了基本秩序。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,用再分配的方式保证了平等。

平等里面有两件大事,第一是机会平等,第二才是二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平等。保证机会平等,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条件。机会平等,更依赖市场,把市场搞掉了,机会也没有了。

当然,为了保证机会平等,有很多需要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做的工作。例如,在教育上是否能够做到人人机会平等。教育层面机会的不平等,在市场上就会被进一步扩大。所以平等的第一步,就是看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同样的教育。

FT中文网:很多经济学者都在关注AI可能引发的社会剧变,尤其忧虑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。您会有类似的担心么?

许成钢:人工智能一定会对就业市场有重大冲击。但是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失业,还是一个未知因素。因为人工智能一方面会消灭一部分工作,同时也会创造一些工作机会,究竟消灭多少、创造多少、造出什么新工作,不是完全技术决定的,制度也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在技术快速变化的环境中,究竟有多大能力、能否灵活地帮助个人和企业创造性地开创出新的工作机会,这都是由制度决定的。

另一方面,失去工作的人,他的能力能否转换?如何帮助他们转换能力?这些是政府的事,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事。政府要足够地支持建立非政府组织,为丢掉工作的人提供训练,帮助他们适应工作要求的变化。

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问题,需要创造性。市场上创造性的人很多,但是谁有、谁没有,政府不知道,官员不知道,要让市场去操作。有合适的激励机制,有合适的人才,这些事情就能够解决。

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第一重要的,就是使得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涌现了出来。在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上,才推动了政府修路、建桥,然后进一步帮助了企业的发展,而不是反过来的逻辑。

FT中文网:您对于人工智能的前景,是更乐观的还是更悲观的?

许成钢:乐观和悲观不是技术决定的,是制度决定的。如果抽象地讲技术,我是乐观的,技术会有非常大发展。但是技术被用来做什么,这是制度的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简单地用乐观与悲观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原因。